长沙文化，源远流长。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，战国时期的楚文化，屈贾的忧国忧民之作，出土的西汉文物和东吴简牍，唐代的诗瑰墨宝，宋代的湖湘学风，在历史上都熠熠生辉，光彩照人。迄至近代，长沙是开展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革命新思潮最活跃的城市之一，长沙文化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。
长沙文化事业，民国时期建树甚少。1949年长沙解放前夕，市区仅有通俗教育馆、图书馆各1个，剧院影院8个，文艺团体7个，文化活动处干停滞状态，文艺创作毫无生气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加强文化设施建设，活跃人民文化生活，繁荣文艺创作，保护文物名胜，长沙文化得到蓬勃发展。至1995年，全市拥有群众艺术馆、文化馆11个，基层文化站、文化室、文化中心400多个，博物馆3个，公共图书馆7个，档案馆12个，展览馆1个，剧院影院27个，工人文化宫4个，青少年宫6个。还有一大批厂矿企业办的职工俱乐部和民办的400多个娱乐场所。这些文化设施，为市民文化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。
长沙的群众性文化活动，形式多种多样，内容丰富多彩。如文艺会演、文艺晚会、歌咏比赛、知识竞赛、春节舞龙灯、端午赛龙舟等等，都是群众乐于参加的活动。大型文化活动有“长沙之夏”，已举办15届，累计参加活动的达72万人次。还有长沙艺术节，每两年举办一次，设活动场所100多处，参加的演出人员上万人次。长沙专业文艺队伍，不断扩大和提高。现有文艺团体13个，其中京剧1个，湘剧2个，花鼓戏6个，曲艺2个，木偶皮影戏1个，杂技1个，共有艺人1000余人。他们除在剧场演出外，还经常下农村、厂矿巡回演出，演出节目有传统戏和现代剧，传统戏“拜月记”、“刘海砍樵”等被拍成电影。省花鼓剧院曾应邀赴美演出，木偶皮影艺术团曾赴苏联、法国等10多个国家演出，均载誉而归。全市艺术团体参加全省全国文艺会演20多次，有不少剧目和演员获奖。长沙电影放映亦很普及，27个电影院可同时容纳观众2.6万人，农村有324个放映队，村民都能看到电影。还有电影制片厂(潇湘)l家，已生产《湘西剿匪记》等20多部影片。
长沙图书出版始于宋代的雕版刻书。清末到民国时期，石印、铅印兴起，先后成立湖南书局、思贤书局、传忠书局，出版和经营图书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上海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先后迁到长沙，长沙出版业出现短暂繁荣。新中国时期，出版业发展迅速，印刷技术不断更新。至1995年，全市有湖南、科技、文艺、美术、教育、少年儿童等综合性或专业性出版社10多家，年出版书刊上千种之多。长沙图书发行亦相应发展。宋代即有书肄，清末书店发展到22家。民国时期，私营书店有220多家，南阳街有“书铺一条街”之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成立国营新华书店，其经营图书和业务网点不断扩大。1995年，全市新华书店有100多个网点，其中五一路、袁家岭两处门市部及蔡锷中路外文书店，都是现代化大型书店。还有黄泥街书市(现迁至定王台)和个体书摊，发展也很迅速。
长沙文学创作，不断推陈出新。自屈贾以来，长沙为人文荟萃之地。历代文化名流如欧阳询、李邕、杜甫、袁枚、何绍基、王先谦、王闽运等，都在长沙留下了不朽的文化遗产。仅古典诗词，散见于旧籍的就有5000多首。近代，长沙有志之士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蒙，思想十分活跃。五四运动后，长沙出版的进步刊物就有10多种，以毛泽东主编的《湘江评论》宣传新思想最有力。在此期间，著名文学家、艺术家萧三、成仿吾、欧阳予倩、田汉等人，都在长沙从事过文学艺术创作活动。抗日时期，著名音乐家吕骥、张曙，剧作家董每戡、黄芝冈，诗人王亚平、力扬、常任侠、孙望，都在这里进行过创作或演出。文化名人郭沫若、田汉为首组织抗日宣传队，曾创作和上演充满爱国主义的抗日救亡新剧。抗战胜利后，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，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斗争。文学家王西彦、谭丕谟、端木蕻良、作曲家宋扬等，创作了一批革命文艺作品和革命歌曲。新中国时期，一方面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建设，一方面贯彻“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”的方针，文学艺术队伍不断扩大，创作成果累累。1958年，市文联正式成立，并先后成立戏剧、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舞蹈、曲艺、摄影、诗词、书法、民间文艺研究等10个协会，拥有会员1700多人。40多年来，长沙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批文艺作品，共出版各种文艺专著50多种，画册、印谱、字帖等10多种，创作大型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10多个，有近100件文艺作品在全国性评奖中获得奖励。有一批作家被誉为文学界的“湘军”，其代表人物如莫应丰，他的长篇小说《将军呤》获全国首届矛盾文学奖；韩少功的《西望茅草地》和《飞过蓝天》两部作品分别获80届和81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；何立伟的《白色鸟》获得84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此外，长沙戏剧界、美术界、书法界都有一批知名人士，其表演艺术、书画作品都受到人们的赏识。
长沙名胜古迹多，文物遗存丰富。市区有文物保护单位63处，其中属国家级和省级的就有50处，但大多数毁于战火，历年经市人民政府修缮的有天心阁、岳麓书院、麓山寺、爱晚亭、开福寺等23处。长沙已发现的古代遗址有96处，其中有距今7000年和距今4500年的远古遗址3处，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300多件，宁乡
出土的四羊方尊，被视为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。已挖掘的楚墓3000座，出土的楚文物更多，其中铁器241件，反映长沙当时治炼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。楚墓中出土的钢剑，把中国碳钢出现时间由楚国晚期推前到春秋末叶，还出土一枝珍贵的毛笔，推翻了秦代蒙恬造笔之说。汉墓出土文物，多达万件以上，尤以马王堆1、2、3号墓出土文物最为丰富，所出土之女尸栩栩如生，曾轰动全国，其陪葬品多达3000多件。其中素纱禅衣，薄如蝉翼，被称中国纺织品之最。1996后10月，五一路平和堂工地古井所发现的吴国纪年简牍，数量达17万片，记载100多万字，超过了以前已发现简牍的总和。这批简牍的内容涉及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赋税、户籍、司法、职官诸方面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真实生活、社会交往和经济关系。这个大发现，大大增补了东吴史料之缺，必定会让史学家改写吴国的历史。中国历史博物馆喻伟超馆长认为，这次吴简的发现，是史无前例的，完全有资格与甲骨文、西北地区屯戍简牍、敦煌藏经阁、清朝内阁档案相提并论，也将形成学术分支，成为国际学术界相关学者的研究课题。这些文物表明，长沙作为历史文化名城，其文化遗存之丰富，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。
长沙卫生医疗事业不断进步。1949年8月长沙解放时，市区有公私医疗卫生机构27个，病床812张，医务人员1163人。其中外国教会医院4所，公立医院4所，其余为私立医院和诊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加强医疗机构的建设，全市已逐步形成综合医院、各种专科医院、厂矿职工医院(保健站)、城乡基层卫生院组成的医疗网。至1995年，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1100个，其中医院205个，病床数21378张；卫生技术人员2.75万人，其中医生1.21万人。平均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3.12张，医生2.22人。其中设备先进、技术力量雄厚的综合医院有湖南医科大学附属湘雅医院、附属第二医院、附属第三医院、省人民医院，市立一、二、三、四医院；专科医院有省肿瘤医院、省精神病院、结核病疗养院、市口腔医院。此外，还有中医院3所，解放军医院2所。长沙的卫生防疫机构都是解放后建立的。1950年2月成立市防疫委员会，1952年改组为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。与此同时，各区县都建立卫生防疫机构，组织大规模预防接种和群防群治工作，经常开展以除害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。1952年下半年起，天花在长沙绝迹，长沙成为全省最早消灭天花的地区。随后，白喉、百日咳、麻疹、流行性脑脊髓膜炎、脊髓灰质炎(小儿麻痹)等传染病，也已基本消灭或得到有效控制，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也逐年下降。1988年，长沙市成为全省第一个灭鼠先进市(灭鼠工作达国家标准)。1994年，对长沙地区危害较大的血吸虫患病率下降到2‰，全市宣布消灭血吸虫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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